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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9日第五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仪式在北京门头沟举行,获奖者是中国科普研究所原学术研究室主任申振钰,以表彰她在揭露以人体特异功能为代表的伪科学、收集和整理1979-1999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伪科学现象的资料、首创与国外反伪科学组织合作等方面的贡献。会上申振钰介绍了她新近出版的《人祸》一书。会后与会者品尝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大米、转基因抗虫玉米、转基因抗除草剂玉米和转基因黄河鲤鱼。

【牛肆】∽∽∽∽∽∽∽∽∽∽∽∽∽∽∽∽∽∽∽∽∽∽∽∽∽∽∽∽∽∽∽


◆             犀牛的福音


               ·qtl· 

  犀牛角的价格飙涨大约始于原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 2002 年在英国遭遇车祸。她能够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英国医生的应急处理。当然宣武医院也参与了奇迹。至于奇迹究竟如何发生,众说纷纭。但后来传得最疯狂的一条就是所谓含犀角成分的安宫牛黄丸。从此该药一丸难求,犀牛角的价格节节攀升,似乎已经到了2000人民币/克(http://www.sohu.com/a/55268016_227237)。

  犀角在中药中的角色大致相当于原配的蟋蟀或者经霜三年的甘蔗。然而随着人类越来越厉害,犀角的获得便越来越容易。因此世界上分布在亚洲的犀牛已经基本被杀光。由于犀角价格是如此昂贵,非洲大陆剩下的那些近来也危在旦夕。

  中医中一样东西能够入中药的逻辑往往怪诞。比如,古人认为蝙蝠能夜间飞行是因为它们的眼神特别好。最后中医们决定将蝙蝠的屎晒干,美其名曰夜明砂,用于明目。《本草纲目》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矢溺方。又比如穿山甲,古人见他们连山洞都能钻,吃下去应该能通乳,治疗中风什么的。最后中医们决定吃它们的甲。犀牛角入药,大约是因为它们威猛的形象。如果不是顶中医之名,今人应该很容易将这样的行为定义为异食癖。

  今天我想起说这个是因为看到了一则新闻。有位南非的约翰·休谟先生现在经营一个有1536头犀牛的农场,号称全世界最大。而且通过努力,他家的犀牛角如今可以上市买卖(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2017/08/wildlife-watch-rhino-horn-south-africa-auction/)。

  我认为这对濒危的犀牛是个很好的消息。在畜牧业中我们有过这样的先例,比如马。马的角色已经远远不及一百年前重要,养马又很贵。在挪威,养一匹马一个月至少要花费五千挪威克朗,或四千多人民币。富有如挪威人者养起来也是很大的负担。倘若将马肉上市,那么马或许会获得猪、鸡的地位,因此或可逃脱濒危的地位。

  经营犀牛农场,一方面可以收割智商税获得巨大利润,又能保护濒危物种,何乐而不为呢。这无疑是犀牛们的福音。最近我还听说另有一家收割智商税的东阿某公司开了一届世界驴业大会,这对驴们显然也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再加一段以安抚爱国青年。有报道说,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犀牛角的最大市场(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kexueshijie/rhino.txt)。狩猎,主要是美国人,也是犀牛们的一大威胁。

◆       也说容忍与自由——读胡适《容忍与自由》


               ·黄未原·

  胡适先生这篇《容忍与自由》的意思是:与其强调对自由的争取,不如强调对不同观点的容忍。他和他在康奈尔的老师都感觉到,自己越老越意识到容忍其实比自由更重要。他们的理由是:人都难免要犯错,即便目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对方绝对错误的方面,也可能等到将来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为了避免误解,避免打压正确的意见,即便你现在认为对方绝对不正确,也要容忍并尊重对方的观点。他老人家的忠告是: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看完手头现有的这部分文字,我就觉得有话要说。但我听从了先生的忠告,“忍”了。为了避免误解先生的意思,我得先把文章看个完整,把自己的想法再多想想。

  于是上网寻找原文。这一找,却发现此文已有众多评论,其中不乏批评者。有些我想说的话他们已经说了,但仍觉得还有些他们都没说到的话,我“忍不住”得说出来。

  胡适先生并没有在文章中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来容忍、如何来尊重我们真心认为对方不正确的观点。但他举了几个缺乏容忍的坏例:加尔文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要烧死异见者塞维图斯;陈独秀在推行白话文运动上“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加尔文掌握着异见者生死的大权,陈独秀应该是掌握着刊物投稿者的文章是否能发表的小权。从这些例子上看,先生在文章中说的,应该是指有权力者对弱势的异见者的容忍,呼吁这些当权者不要动不动因为有人意见与自己不同就抓、就杀、就封口。

  有批评者说,胡先生忽视了容忍应该有的界限。比如对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言行,或对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行,我们就不应该容忍。对此意见我完全同意,我相信先生也没有理由不同意。我既已相信,先生呼吁需要更多“容忍”的行为主体,是动辄要抓要杀要封的威权者,也就相信他的重点是要强调当权者对手中的权力进行自我约束的迫切性。先生应无意否定容忍的界限,只是不觉得“过度容忍”是那时需要迫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

  更多的评论谈到了胡适先生之论点能够适用的政治环境。他们的意见是,在威权体制下,强势一方才有选择是否容忍弱方的特权,弱势一方是谈不上什么容忍的。只有在宪政体制下,当权者不能以个人意志滥权,法律对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有了约束,那么,处于平等地位中的双方之间谈论容忍才有意义。这个话我认为又对又不对,道理我下面要说。但正如前面所指,先生的用意,正不是针对弱势者而言,而是要劝导那些在威权体制中的强势当权者,他正是想在大家认为当权者最不可能有“容忍”的等级社会中,争取当权者能有出一些“容忍”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胡适先生想在威权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劝导当权者约束自己的权力而容忍不同意见者的良苦用心,基本逃不出白日做梦的结局。这一点,似乎先生后来就意识到了。据说在这文章发表的多年之后,他面对残酷的现实,曾经感叹:“大失望,大失望!”

  我想说,社会的“自由”环境,不可能是向权力不受控制的当权者,或是向一切有暴力倾向的野蛮者们,祈求他们个人的“容忍”而能获得的。只有一切有权无权的人们都受着公正的司法制度的控制约束,文明社会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容忍”,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公正的法律制度才是。

  但我最想说的却并不是上面这些。目前更有必要讨论和澄清的观念,不是当权者的容忍心或法制的必要性问题(讨论已经很多),而是权力平等者之间,或者说没有公权力可用的普通大众之间,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观点和意见时,是要“容忍”还是“不容忍”对社会自由的影响。

  胡适先生呼吁当权者容忍的理由是,因为你在任何时候其实都不能确定自己是永远并绝对正确的。这话说给当权者听,我觉得很对。尤其是针对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权者,在他们考虑要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给关起来甚至砍了头的时候,他们真不应该冲动,应该先怀疑自己是否永远并绝对正确,免得现在砍下来的头将来接不回去。说到这里顺便提及,我是支持废除死刑的,因为我同意胡适先生在这里说的观点。在关乎人命的方面,我是“容忍”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把先生的话搬用到一群同样生活在法律约束之下而并不掌握公权力的平民之间,我就觉得不完全适合了。

  有一点先说清楚。我们是在讨论如何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重要观念和意见,既不是在谈论夫妻为琐事斗嘴吵架,也不是谈论恩怨报复。文明社会需要更多的宽容和谅解,来化解生活中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和消弭已经忏悔的历史恩怨仇恨。这种宽容能减少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多多益善。

  而在观念分歧方面,“容忍”真是值得提倡的好态度吗?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观念,取“不容忍”态度的普通老百姓又能把对方怎么样?别说那些能够理性地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辩者不可能真正侵犯或伤害到意见对立方的正当权益和自由,就算那些火大脾气爆的“不容忍”者,甚至无理也要辩三分的取闹者,他又能把对方怎么样?他想抓了对方或封了对方之口,没权力;他要打人要杀人,自己得坐牢偿命。那些诬陷或威胁对方者,也都要吃官司。针对这些惯用暴力或恶劣手段对付意见不同者,与其向他们劝导说“因为你也可能弄错,所以你得容忍不同的观点意见”,不如直接把暴力行为面临的法律厉害关系向他们说清楚,来得更为有效。

  而除了这些要吃官司的暴力犯罪手段,那些既无理又无修养的“不容忍”者唯一经常能用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的手段,就剩破口大骂了。以我个人在讨论或辩论中的经验,对方不大骂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对方开骂,其实并不必太在意。在理性的旁观者眼里,破口大骂者才是那个丑态百出者。你若有兴趣,不妨和他斗几句嘴,或作旁观看戏者。没兴趣时,你就走人。走人的意思,当然不是就“容忍”了对方的言行,而是对其低劣人品的厌恶。

  只要观点意见不同的双方不是进入破口大骂的状态,允许甚至鼓励相互“不容忍”,也就是鼓励双方针对观点和意见进行辩驳,展开深入的讨论。误解最有可能在争辩和讨论中被澄清,进而把双方观点的实质区别揭示出来。只有到达这一点,才有可能让意见真正不正确的一方(或双方)找到原因,并调整自己的观点,使双方意见达到最大可能的一致。

  “自由”地表达彼此不同的意见,“自由”地展现自己的证据和逻辑,由此逐渐加深对对方和对问题本身的认识,这样的互动关系,不正是我们期望的“自由”的社会环境吗?即便情况不是这么理想,即便有言辞尖刻语言冒犯,允许自由地说出来,总比忍着不说要好。这里的“自由”,正是因为无需“容忍”,才得到真正的体现。

  胡适先生特意把他老师说的tolerance翻译为“容忍”,而非“宽容”。我想这是他的用心。用一个“忍”字,强调了当事人对某些观念言论的强烈反感程度,其中应该包括了可能违反我们价值原则并在我们内心视为“邪恶”的东西。只是因为“自己也可能犯错”这样的人性通病,即便面对邪恶观念,我们也应该“容忍”吗?

  最糟糕的“容忍”,就是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对自己无法认同的观点和谬论默不作声,或打哈哈,或违心地点头诺诺。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谬论一经出笼,便没有批判纠正的机会。一些人无视事实证据,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有些人有意无意地释放虚假信息和歪理邪说。真正有判别能力而心中明了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三缄其口。那些经常提醒自己要“容忍”、想要显得有教养的人,即便有所疑问也问得诚惶诚恐,深恐被理解为“咄咄逼人”和“不够宽容”。而那些深懂如何利用社会崇尚“容忍”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目标的人们则毫无顾忌,即便面对少有的挑战和反驳,要么虚张声势,要么强词夺理。(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复旦大学生物学教授面对科盲崔永元辩论转基因问题的情景,参见我《崔永元反转基因的底气何来?》一文)。

  这样的社会,必是一个虚假横行、正不压邪的社会。而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写照么。

  可能有人会说:没人提倡“容忍”就必须是这样来容忍,你用了极端例子来否定“容忍”的一般正面意义。我当然希望“容忍不同观点”并不排除可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不同意,可以理性地说出自己不同意的理由。但是,现实社会的一般状况并非如此。正如胡适先生看到了他那个时代中国当权者对不同思想观点抓、关、封、杀而“绝不容忍”的残酷现实,我注意到了当代中国普通大众对各种歪理邪说习以为常默不作声而“过度容忍”的丑陋现实。

  只要你关注中国的事情,就看到太多荒唐的论调、荒唐的事情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在流窜、在扩散,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质疑它们。难道就没有人看得出周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其中之荒唐?肯定有。但有多少明白人就在“我也可能会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人为善(这是善吗?),与己为善”、“你好我好大家好”等生活哲学中,对自己并不认同的言行“容忍”了下来,默不作声了。

  我相信,“容忍”和“自由”的道理是这样:有公权力可滥用者面对弱势者表达的不同观点包括谬论,必须多多“容忍”,不要动不动就封杀;而无公权力也无暴力倾向的普通大众面对谬论和错误,则最好“不忍”,想说就说,即便说错了也有机会纠正。“自由”社会的意思,不仅是你把赞扬的语言客观地展现出来,也是你能把批判的意见坦率地表达出来,无论是面对当权者还是面对普通大众。

  无权无势者,“容忍”易,“不容忍”难。生活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社会里,总有这样那样的情面和顾虑,面对众多的谬论邪说,没人能够做到完全基于证据逻辑而不考虑情面的“不容忍”。但是,每当我们看到听到一个显然的谬论,却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而默然、而容忍时,决不要信其为涵养,也许那就是一种内心的自私或怯懦。

  自由的社会,自由的人,就应该有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无论这个意见是针对某个事件的意见,还是针对某种意见的意见。让一个人,面对一个自己不能认同的观点,把自己想说的话给“忍”回去,那才是个“不自由”的社会。这种“容忍”,正是“自由”的杀手。

  认识到“每个人(包括自己)都不可能永远绝对正确”这个人性通病,应该是提醒自己表达意见或批评时对证据和逻辑的使用更为小心,让自己的言词更为谨慎,而不是因此把自己的意见彻底给“忍”了回去。

  我写出上面这些意见来,就不是因为相信我自己永远绝对正确,而是只有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才有可能听到有价值的反驳声音。


  2017-07-15,于渥太华

【丝露集】∽∽∽∽∽∽∽∽∽∽∽∽∽∽∽∽∽∽∽∽∽∽∽∽∽∽∽∽∽∽


◆           小园弯径独徘徊


          ·董 立·

  公司的附近有个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边上有个小园,小园外边就是街道。

  小园虽处三岔路口旁,但因临街的一面比路面高出两米,又有栅栏,而栅栏里面又有一圈灌木,因此园子和道路就有了很好的隔离,少了几分喧嚣。

  街上走路的人是不会绕弯路穿过园子的。而边上办事处工作人员可能是因为没有小资情调,又或许根本瞧不上这个小园,平时也很少来这里。到了周末,园里更是无人,小园就更多了几份恬静。星期六加班到中午,出来到小园里散步,这里俨然就成了我的私人花园了。

  梅以曲为美,径以弯为佳。小园不大,倒也小路弯弯,还有两处分叉。园里花不多,但树的种类不少,有香樟、楠树、马尾松、罗汉松、红枫、银杏、紫微、白玉兰、樱花、丹桂。树有高有矮,有疏有密,有粗有细。树叶有针叶、阔叶、大叶、小叶、厚叶、薄叶不等。园子边上有一棵树叶浓密的丹桂,阳光难以穿透,它下面的树荫有几十平方米。弯径旁的一棵樟树枝干上长了好多绿苔,就像头上的白发一样,透露出一把年纪。草种得错落有致。绿色爬藤植物爬到了办事处办公楼的红墙上,覆盖了一半墙面。

  办公楼边“不忘初心”的字碑是与时俱进了,但附近的墙画让我顿时想起了上世纪火红的六七十年代,可能画师也经历过那个年代。

  在长沙的阴冷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里是不宜在外散步的。但在潇潇春雨时,打伞在小园里走一走,可以感受一下冬天过后的初春的温润。在天气还不是太热的夏初,在蚊虫叮咬之苦未达高峰期前,可以在小园的木条凳上小坐片刻,享受一下的小园里蝉鸣鸟啼时透出的安静,也是可以什么都想,什么都可不想。深秋时,夜来虽无风雨声,银杏叶落知多少。静观那地上一片片金黄的银杏叶,可以放纵一下又得浮生半日闲的闲情逸致。

  小园不美,但能独享;它虽傍路,亦可小驻清心。聊做是中年人的百草园了。


◆              树上的风景


               ·黄镇坤·

  树的存在实在是大地上的一个绝妙——你站树下,树是一道风景;你爬上树去,树又给你一片风景、一个新奇的世界。

  老家屋后是个缓缓的坡坎,坡坎上有一片不大的林子,林子里长着各种高且大的树:柚树,枇杷树、桂花树、鸡爪梨树……小时候,有许多的时候我会爬上树去,尤其要爬上那棵桂花树上去,那棵桂花树在屋后坡坎的上头,且傍倚路边。

  那棵桂花树是一棵历经苍桑的古桂树,枝繁叶茂,绿荫匝地的。据上了年纪的人说,古桂树没有上千年至少也有五、六百年了。树干距地面不到一米处分散开三条粗壮的主枝,两枝向上,一枝旁逸斜出,每一枝都像是一棵独立的树。古桂是棵月桂,除农历六月酷暑时不开花,其它月月开花,尤其到了中秋,整一棵古桂像一大朵绽放的烟花,花儿呈红,黄,白三色,散发着幽幽的清香,数里外也能闻到。当然,这棵古桂树同时也是一棵地标似的树了,不少来到村上的人就是通过这棵古桂树找到我们家的。

  古桂树的树皮呈灰褐色,上面有许多小疙瘩,用手摸上去非常糙,也很硬,像老人裂开的皮肤。对于山里的男孩子来说,爬墙上树,捕鸟承蜩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事,而树皮的粗糙和疙瘩,恰好给上树的孩子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在我还不能上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那些能上得了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尤其羡慕那些能在树上行动自如、轻盈的人。当然,树上有树上的风景,树下有树下的乐趣。对于上不了树的儿童来说,古桂下的乐趣也不少。首先,待树下里,树会给你阴凉,尤在酷暑的时候,古树下的阴凉,那是一种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曼妙了。其次,树下有秋千,上不了树或不想上树的孩子可以在树下荡秋千。在古树下的阴凉里荡秋千,那种曼妙,又哪是用语言能形容的呢?还有,树上树下里热闹了,左邻右舍里爱凑热闹的老爷爷老奶奶有时也会来凑那一份热闹的。遇着会讲故事的老爷爷老奶奶,孩子们就会围上去,缠着给讲个好听的新鲜的故事……总之,在我童年的时候,古桂树下发生过许多许多难忘的往事,这许多许多难忘的往事又总让我回味无穷。

  在我稍稍长大,会上树了,当我第一回爬到古桂树上时,我才发现:树下是一个世界,树上又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很新奇很新奇的世界哩!坐在树上,在树上看风景——高高的古桂树俨然是一个天然的瞭望塔。远远近近里望去,从近处到远处,从村头到村尾,从村内到村外及至茫茫苍苍的远山,都出现在视线里。日日里生活在其中的村子,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此时从树顶上俯瞰,却变得美丽,变得有几分陌生了。还有,从树顶上看去,天空更近了,云彩更低了,远景也更清晰了。一句话,仰望天空,俯视大地,真让人心生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呐。

  及至我会像猴子一样伶俐地上树、下树时,每每兴趣来了,我总爱往古桂树上爬。爬上树去,在树上看风景,在树上闲坐,或一个人静静地在树上看书。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甚至爬到树上去,躺古桂树的枝杈间,眯上一阵子,活像生活于南美洲热带森林里的树懒一样,也让我感觉惬意无比。有时,一只雄鹰从村外盘旋着飞进村子的上空,带着嘹呖而又通透的啼鸣。我会从注意到它的第一时刻开始,一直观察到它从村子的上空离去。雄鹰离去了,又把我的心思带去很远很远;有时,晚饭后我就爬到了树上去,我会在树上一个人静静地猫着,待着,一直待到夜深人静……

  当然,爬到树上去,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去看看村头里出村的路了。尤其在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那几年艰难、苦闷的日子里。不知怎的,我更关注着村头里的这条路了。村头里的这条路是一条寻常的山间黄土路,村头里出村的路又是一条不寻常的山间小路——从那儿进出的,有熟悉的村上的人;从那儿进出的,也有陌生的外乡人:补锅的、打铁的、看地理、爆米花、骟猪骟鸡的;打从这路上进出、去出差的、去开会的、下乡的、驻村的、送信的、送报纸的……也大多打从这路上进出。这毕竟是一条小村与外头世界紧密连接的路,这条路承载着很多很多,它更是承载着村子里每一点每一滴的变化。爬到古桂树上,出村路上的每一个身影,每一个动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说,从高高的树上,你能见到你肉眼见得到的许多东西,你也能见到你肉眼见不到的许多许多的东西。

  自离开老家的小村子后,我基本上就不曾上过树,更不曾爬上过老屋后头的古桂树了。但说实在话,有了小时候的经历,至今我心里还清楚:你站树下,树是一道风景;你爬上树去,树又给你一片风景、一个新奇的世界——树上的那一片风景,站树下的人永远是无从领略了。


◆              浮光掠影


               ·陆思良·


  一. 云南印象


  1. 巍巍石林

  云贵高原的巍巍石林俊秀挺拔。它们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特征。

  喀斯特地貌的形成过程至少要几万年吧,甚至几十万年?而若要追溯它们的起源,那片石林大概是在几十万年前开始出现的,甚至是几百万年前?动真格的、看得到一点成果的时间进程真是漫长得让人难以想象,古早得让人麻木窒息!

  想起美国电影《飞鸟侠》里那个女儿教育她爸爸:如果整卷手纸展开的长度代表地球上发生过的许多漫长过程,那么,人类的存在只是其中轻轻撕下来的一截手纸的断面。女儿拿起一卷手纸,边说边撕来加以说明,后来她爸爸拿那截撕下来的断面摁鼻涕了。老头子可能认为,人类的德行更像鼻涕。

  为什么现今的人们喜欢蜂拥而至观望各种各样的地貌呢?是因为它们奇特壮观?也许更因为这样的奇特壮观是从容建立在久远恒古的年代之上──摁一把鼻涕擦一把眼泪那样的幼稚小动作掩盖不了认知上的渺小感,那种渺小感里有屈辱,也有自大,总想要在地球那古老的地质地理地貌里去寻求些许“整卷手纸”的慰藉。把喀斯特地貌当作一种“崛起”好了,大轰隆表现“参与感”能产生强大的声势。

  于是乎,探究我们意念、行为和习俗的起源和变化,可以归结到冷冰冰硬梆梆的“地质学”了?它终究是一门“科学”嘛。

  于是乎,石头的遗传密码被破解了,石林像兵马俑一样欢呼,像人群一样欢呼。


  像石头一样铁硬,像鼻涕一样稀软。


  2. 彩色沙林


  第一眼没有看走眼。

  第一眼看到彩色的沙林──因为刚刚看过冰冷灰色调的石林──觉得转瞬间仿佛发生了一场地质学意义上的“货币兑换”。这么说吧,石林是坚挺的“花岗岩硬通货”,抬腿跨过一境,就兑换成了眼前这堆疲软的、印刷色彩漂亮的、弄得不好迅即就会崩溃坍塌的“土方货币”。价值和价值观被稀释了。

  不过,显而易见的,沙林拥有相当雄厚的“货币储藏量”。

  坚硬的“地质学”也随即转换成了飘忽的“气候学”──意念、行为和习俗统统都艳丽多姿了、变形走样了、渐渐风化瓦解了。最重要的,全都在时代进程里不了了之了。

  但是,那色彩、那储藏量却最终固化成了贫乏者们的思想特征。


  3. 大理三塔

  大理三塔很安静。大理三塔的倒影也很安静。“安静”本身的倒影更为安静。最为安静的,是对于塔、倒影和“安静”,还有对于屹立、观照和信守──对于所有这一切世俗世相的沉着持久的超度。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大殿里的喧嚣却仍然不绝于耳?


  咦,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万塔林立,一片乱象。


  4. 雌雄双瀑


  地下溶洞里,不息奔流着两条彼此紧靠的瀑布。

  当地人称其为“雌雄双瀑”。切,按照现时流行的“In”的观点,修改一下吧,这分明是“同志双瀑”──同性之恋当更能擦出火花(水花)来。

  交头接耳,双双泛白──白色人种、白领、白面书生、白玫瑰、白い恋人、白蛇传、白雪公主、白求恩,不拘一格的话还有白骨精,还有白痴──所有这些那些都白璧无瑕,白得信誓旦旦,白得奋不顾身,白得轰轰烈烈。


  不见气势,只有态度。


  5. 长江第一湾

  位于金沙江的“长江第一湾”很驰张很平缓──站在那里,我的“心胸开阔”忽然就别扭起来,就想,这“第一湾”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它一定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想歪了。想歪了总比直来直去的思维定势有想头。

  有一首歌谣唱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那只是象征性的计数。我不知道天下长江有多少湾?不管有几道湾,总有“第一道湾”的,它应该是最没有什么特别的。

  最多,它代表河流走向原生态的初始阶段,创始和酝酿就应该是平缓的,不声张的。


  “大音希声”的力量和形态;虚度时光的美。

  似乎,在这“第一湾”之前,更不用说之后了,它已经源远流长,已经“大器早成”,已经宽泛容忍,也已经……已经包藏祸心。

  有人形容长江是“母亲的河”,我认为,确切的说是“单亲妈妈的河”。

  “长江第一湾”──犹豫、袒露、转折、担当──她在这里经历了她的第一次婚变。


  6. 香格里拉

  在旅游概念里,“香格里拉”是一种天地无限的精神变态;

  在爱情故事中,“香格里拉”是高纯度、高“蓝度”的昂贵毒品;

  在电影艺术的表达上,人们在死亡后的梦里,才看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在人生道路上,“香格里拉”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中转站”或者就是“终点站”──本来人们是看不到任何“中转站”或者“终点站”的,不,是连人生道路也看不到的。

  我猜想,“香格里拉”的意思,不是人见到了神,而仅仅是神见到了人。


  7. 黑龙潭

  这世界一无所有,除了风景──可是我隐约听得见风景在小声地哭泣。

  如诗如画的风景像美德一样,是一种至深的伤害,一种秒杀,一种冷处理,对我、对艺术、对未来。

  而世界却像风景的虚拟框架,始终凝聚不动,一再经得起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严苟抨击。

  “夕阳山外山”──其实明知远方的那座雪山之外不会再有任何的山脉和山峰了,那是可以在内心深处停留很久很久的痛苦和失落。

  黑龙潭前,不觉心如止水,回忆却像一条归心似箭的鱼,游得无影无踪。

  “一无所有”与其说是状态,是心态,不如说是液态,是超导态。


  8. 木府

  楼台亭阁的建筑格局遵循着一条中轴线,世世代代的威赫荣耀也服从着一条中轴线,喧哗纷扰的游人访客更践踏着一条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的名字叫做“兴衰”。

  由“兴衰”来看木府:伪冒的天堂设计,盗版的地狱制造,过期的人间工程。


  二. 磨西古镇随想(外一篇)

  注:磨西古镇,距泸定县城53公里。“磨西”为古羌语,意为“宝地”。小镇坐落在崇山绿水这间,该地海拨约1600米,居住有汉族、彝族、藏族等12个民族,气候四季分明。

  1705年泸定桥建成之前是川、滇、黔通往藏区的古道上的重镇。

  小镇就如同一个衣衫单薄、神情癯铄、谈吐质朴的老人,喝着粗茶淡酒,吸着晒烟,向走南串北的旅人语音难懂地唠叨着陈年陈腐的传说:茶马古道上彪悍的骑手,如何策马驰过要冲,征服穷山恶水,抗拒兵匪一家;或又穿插夹杂讲一些时下的新闻“卖点”──大批地质工作人员和成群的职业登山者,怎样穿越沟口,发掘和考证奇特罕见的“低海拔冰川”。

  民风纳闷,举重若轻;地势险峻,见山是山;人马踊跃,层出不穷。

  古镇街道上的一些老房子最早的据说是明清时期建的,经历天灾人祸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都是木头的房屋──住在木头房子里的人乐于得过且过混日子,温暖温存的日子,消沉消磨的日子,粗茶淡酒晒烟的日子,保存了屋子但保存不了感情保存不了记忆的日子。


  度日如年──反过来说也没差别,度年如日。

  我在小镇上看到一座小庙,叫“金花寺”,庙门外的墙上印有一幅毛主席率领红军于长征途中到达磨西镇的图画。那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一路苦战,还没有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进入川西时只剩下了几千人。当时红军的部队就驻扎在“金花寺”。

  据资料介绍,在磨西镇,红军高层召开了“磨西会议”,会上所作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就是,红军不去康定(西康),而是要抢占泸定桥,跨过大渡河,进入对岸的少数民族地区。磨西会议虽然不像“遵义会议”,是举足轻重的转折点,但也是一个极其重要关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决议这些玩意儿,是现代党派政治运作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那时就把它们领会执行得很深刻很彻底。“遵义会议”与“磨西会议”折射出一个“落后”与“先进”堪为对照的缩影──在旧中国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装备也相对落后的共产党和红军却能运用先进的组织、宣传和运动方式来进行革命斗争并建立深厚的根据地。进而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再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就好像在一口布满沉垢积污的酱缸里,大量倒入奶汁(或者倒入不知什么东西),然后按照“先进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巧妙制作出符合“中国特色”但不一定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卫生与健康标准”的一大块“奶酪”。我们今天还在津津有味地啃着这块“奶酪”,尽管它可能已经发硬,已经大部分变质,或者已经完全不是“奶酪”而是腐化流淌的“酸奶”和“臭奶”了。

  最重要的是,好像,那口酱缸还在,依然如故,完好无损。

  我看着“金花寺”那面印着长征图画的斑斑红墙,以及寺庙后面那青葱郁郁的山坡,觉得我仿佛也把红墙和青山、把图画和党史像发硬变韧的食品一样,一块块“紧咬”在心头。


  不止索然无味,更加黯然神伤。

  红军大部队驻扎在“金花寺”──小庙供不下大菩萨,毛主席和其他红军领导人当时却并不住在“金花寺”,而是住在一座天主教堂内。那座天主教堂建于1818年,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法国传教士集资造的,还是“哥特式”风格。真是不可思议,在那么早的年代(约200年前!),在中国那么偏远的穷乡僻壤,外国传教士怀着那么巨大坚毅的宗教热情,建造了那么一座漂亮的教堂!著名的“磨西会议”也是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教堂房屋当时应该是镇内最好最像样的了,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只要条件许可,或者甚至条件不怎么许可,革命家也是讲究规格和排场的。

  我突发奇想:当时红军面临绝境,有没有某位住宿此地的红军领导人会“乘便”在教堂里向“天主”祈祷,保佑红军度过生死大关?嗯,革命家都具有崇高的唯物信念,大概不会做出这类唯心俗举吧。不过,“天主”倒似乎是“无求亦应”保佑红军的,“磨西会议”结束不久,红军就按会上拟定的军事计划一举攻克了泸定桥天险,抢渡大渡河,甩掉了敌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可是,那一刻,我站立教堂的大门前,却警醒体悟到另一个人道意义上的普世真理──不管当年有没有任何领导人向“神”祈求一份庇护和爱惜,但是“神”当年却肯定以某种方式,向来到面前的革命家们招呼了,宣示了,提醒了,要他们答应,要他们记住,要他们做到,将来无论革命成功与否,成功了就更有责任和使命,去庇护和爱惜广大子民。

  民众的福音才是革命之最大目标,才是最高的规格和排场!

  我相信,这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边地,建造这座教堂的“神的仆人”的最初的宗旨。


  阿门!


  外一篇:泸定桥

  红军在泸定桥谱写了神话和史诗。连带着,长征也成了神话和史诗。连带着,整个争取和实现“解放”的暴力斗争也成了神话和史诗。胜利了才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也是传奇,但仅仅是传奇。他率部在离这儿不远的安顺场被围,全军覆没。他失败了,失败者没有资格谱写神话和史诗。他的被捕受刑、慷慨就义只能是一首悲歌。

  “大渡桥横铁索寒”──铁索的清寒是由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的,它可以一直寒到歌里寒到心里寒到命里。人们在赞美胜利时,没人会觉得胜利果实烫手。

  大风刮过,河水暴涨,脚底下的泸定桥在晃荡──太多太长太细太松散太随意太软不拉几的故事史料、叙述回忆和连篇谎话等串联牵扯摇摆在一起,后来者追寻的脚步没法稳当。

  继往开来,“抢渡”成风──脚步没法稳当是吗?那不如给你带上脚镣。


  三. 总统府快镜

  南京民国时期的“总统府”近年经过修缮和整理后,作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重新开放。2015年1月,我去南京参加我舅舅的九十岁生日大庆,期间抽空去参观。特摄取几个小镜头。


  1. 会议室里的画像

  看见一个会议室里,墙上挂着一幅狮子的油画。我没有弄明白,那是纯粹物种的赞美,或是政治性的暗示,又或是审美的度量?

  不过,把它摆在“历史”的框架里展出──号称“近代史博物馆”么──却是对精神和人格的嘲弄,甚至羞辱。

  仿佛刻意对照,另一面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的像──广义言之,如果一个民族的领袖从来未曾见识过斑马、犀牛和长颈鹿,那他肯定就连一头孤独的狮子都做不了。他的“天性”根本不能在生态哲学上,甚至于都不能在动物学的意义上完全理解大自然所慷慨提供的广阔平原。

  我假设那是非洲狮,有雄壮的外表,然而却是名副其实的“睡狮”。因为又是它的“天性”作怪,一天非得要睡足二十小时以上,其余的三、四个小时,与其说它醒着,不如说它饿着。等它吃饱了,就又要进入长睡不醒的状态了,睡相也雄壮,……


  它的生理周期就是它的历史周期。


  2. 熙园暮色

  熙园的暮色着实有些凄凉,是所谓的“晚景凄凉”。


  凄凉有时候也可能是个有尊严的词。

  想像一个面色苍老灰白的小贩,摆卖了一整天(或兜售了一整个历史时期)的货,却生意萧条,正准备收摊,正自艾自怨,正饥肠辘辘,……摆卖和兜售的东西性质混淆:既有造假的私货,又有官方的纪念品。不过她的自尊是不卖的,非私非官的自尊,虽然也不值钱。

  她──熙园暮色端着上了年龄、身子骨仍然硬朗的架子,端着孤独女性的坚强守寡的架子──那摊贩是个衣着外观还算整洁的老太太,左邻右舍还算尊重她或曰还算把她当回事。如果现今大部分人,男女老少,都活得很表面,活得很底层,活得很肮脏,那么,清爽的寿命就是唯一值得羡慕值得守护的东西了,哪怕,尽管,如周作人自况的,“寿则多辱”。

  忧虑的是,熙园的清爽的暮色总有一天会被某个背景大有来头的慈善团体或者环保机构“荣誉领养”,或者干脆由重磅医疗组织给予高级别的“安乐死”?

  让我们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解读这一切吧──历史刻薄,角度深情。


  3. 庭院的色彩

  总统府里的庭院是有色彩的。总统府庭院里的色彩是修补过的。

  据说这总统府的地盘上从明朝起就有“汉王府”了,所以,在漫长的数百年间,想必其中的很多局部地方的很多表面色彩,经历了很多次的修补。虚情假意任劳任怨的修补。

  说起“修补”,政治家、野心家才是真正巧夺天工的匠师。先得有改朝换代的意志和决心,然后还要有能力魄力组织起雷厉风行的力量和行动,摧枯拉朽了现成的一切之后,掌权之后,再来谈修修补补妙手回春的手艺和功夫。权力秩序决不颠倒,浓妆艳抹可以商量。是故,那些经过修补的色彩,最“正”的反映也就是,“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再往历史的长河里探询,遥远的另一边一定有人对应回应,“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这个民族高产政治家野心家──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各方(已经老早不是当年的当事方)还在热衷玩这一套“色彩”游戏,还在忙着进行或者准备进行各种各样的“修补”。

  只看海峡两岸,仍然在无休无止死缠硬绕地争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种“改朝换代”(偷梁换柱名曰“统一”或名曰“独立”罢了)的意志和决心毫不动摇,“表述”的真意,无非是要独领风骚,垄断色彩。两种色彩互不相搭、互不相让、互不……,到时候高下胜败必然要见个分晓的,最后就必然要看谁更强大更有力量更雷厉风行了,呜呼!


  试问,可以至少“各自不表述”吗?


  乃至于可以至多“两个中国”吗?

  唉,答案是,肯定不可以──太多的人,习惯于试图粗暴地抹去别人的色彩,也习惯于用强力染色剂把自己涂得满脸满身浓烈凶暴的油彩。

  不禁要大声疾呼:让“色彩”回归色彩!让“修补”走入不再需要修补的历史!

  还不如让我们看到一个原色一点的、黑白一点的、暗调一点的、散淡一点的园林庭院,那样,我们的眼光可以保持审美的余地和器量,我们的人文良心也不会患严重的色盲。

【网里乾坤】∽∽∽∽∽∽∽∽∽∽∽∽∽∽∽∽∽∽∽∽∽∽∽∽∽∽∽∽∽


◆            王安石和方仲永


              ·商 周·

  《伤仲永》是王安石创作的一篇散文。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里,王安石讲述了一个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的故事。农民的儿子方仲永在五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地会写诗,可惜他父亲没有让他去学习反而带他到处去表演赚钱,最后等到成年时他的才华已经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王安石借方仲永为例,告诫人们不可单纯依靠先天资质而忽视后天的努力,强调了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必要性。因为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也因为传达了一个“天才都需要努力”的道理,《伤仲永》为大众熟知,广为流传。

  近日看到一篇二〇〇七年发表在《语文新圃》上的《方仲永年谱》的文章。在这篇描述方仲永生平的文章里,作者徐强列出了如下几个方仲永人生时间点。

  “一:北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方仲永出生,1岁(虚岁)。 方仲永的宗族渊源、父母名讳,已无从考证,只知道他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  二:北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方仲永5岁。世代为农民的方仲永突然无师自通地会作诗,从此成名。  三: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至北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方仲永6至12岁。方仲永的父亲带着他到处表演作诗,从而获取报酬。  四: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方仲永13岁。同龄的王安石回乡探亲,在金溪遇见了方仲永,请方仲永做了几首诗,但方仲永让王安石失望。  五:北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方仲永20岁。 这年,王安石再次到金溪探亲。他向舅舅打听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唉,他已经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王安石不信,跑去看方仲永,并在农田里再次看到了方仲永。  六:北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方仲永22岁。自从王安石离开金溪之后,方仲永一直郁郁寡欢,然后积忧成疾,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翌年,王安石从扬州回到临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不已,于是泼墨挥毫,写了一篇散文,题为《伤仲永》。”

  这份年谱里提出的诸多时间点,也同样出现在百度百科等各大网站关于方仲永的词条里。比如,在百度百科关于方仲永的人物简介里就有如下描述:

  “仲永这个人宗族渊源、父母名讳等均已无从考证,世代务农。  公元1025年(北宋天圣三年),方仲永无师自通,提笔写诗,震动乡里。声名鹊起,其拿手好戏是“指物作诗”。城里人为了一睹“神童作家”的风采,纷纷邀请方仲永的父亲进城作客,有人甚至愿意为此支付好几吊铜板的价钱。  公元1033年(北宋明道二年),与方仲永同龄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回金溪探亲,在舅舅家遇见了方仲永。王安石也是“神童”级的人物,书上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宋史》卷327)。方仲永的大名对他来说早已如雷贯耳。他请方仲永作了几首诗,但他有些失望,因为“神童作家”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公元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王安石再次到金溪探亲。此时方仲永已做回了农民。  公元1043年(北宋庆历三年),王安石从扬州回到临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写下《伤仲永》一文。”

  因为王安石也是在1021年出生,这一巧合再加上两人人生轨迹的巨大反差为喜欢戏说历史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就像《方仲永年谱》的作者那样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王安石和方仲永的第二次见面和方仲永的死亡,让故事显得更有戏剧性。

  但《方仲永年谱》的作者以及百度百科等词条的编者是如何考证出方仲永的年谱呢?这份被广泛引用的年谱又是否真实呢?对于宗族渊源不明的方仲永,《伤仲永》是唯一可以找到的有关他的资料。在这篇文章里,其中关于方仲永年谱的信息都在下面一句话里。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问焉,曰‘ 泯然众人矣。’ ”

  明道是宋仁宗的一个年号,在公元1032到1033年间使用。根据王安石的生平信息,公元1033年王安石的祖父王用之在老家去世,虚岁十三岁的王安石随父亲从外地回到老家临川。所以,王安石在文章里提到的明道间应该是指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

  这个确切的时间点,应该是《方仲永年谱》的作者推理的起点。作者认为,1033年王安石在金溪的舅舅家见到了当时十二三岁的方仲永。那么,这样便推断出方仲永大概是1021年出生的,然后等他五岁(虚岁)时一鸣惊人地成为神童的时候就应该是1025年。再根据 “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问焉,曰‘ 泯然众人矣。’”的描述,作者进一步推测在两人初次见面七年后的1040年,王安石再次回乡探亲,这时方仲永已经才华不再。之后,作者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方仲永两年后(1042年)因为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并且死亡的故事。

  除了虚构的故事外, 作者关于方仲永的生平年代的推断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这可能也是这个年谱上的几个关于方仲永的时间点被广泛采用的理由。


  但是,这个年谱却是错误的。

  首先的一个疑点就在文章里描述王安石和方仲永见面时的情形里。其中的“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说明王安石很可能不是和方仲永同龄,而是应该至少大几岁,这样才能以一个成人的姿态让方仲永作诗,并给出评价。

  当然,这只是一个疑点,不能直接证明王安石就比方仲永大几岁。但如果我们了解王安石的详细生平,就不难从这个疑点出发并找到推翻上面方仲永年谱的直接证据:在1040年王安石不在扬州,而且这一年他也没有回过老家临川。

  在1039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去世。那时王益在南京为官,一家人都住在南京。在父亲去世后,王安石在南京守制三年。直到1042年,他才进京赶考并高中进士,随后被分配到扬州当签判。等到在扬州安顿下来后,王安石在1043年三月才从扬州回到老家临川探亲。这一点,可以从王安石在这次探亲时写下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里有记录:

  “旼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锺山薇。”(这一段写父亲王益去世,一家人在南京的孤苦生活)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这一段写1042年进京赶考,高中进士,然后被分派到扬州做签判的事情)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这一段写在扬州思乡,然后在1043 年三月回家探亲时的情形)。

  也就是说,王安石在《伤仲永》里写到的 “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指的是1043年这次在扬州任签判时的探亲。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后面那次的探亲是1043年,那么王安石和方仲永的见面就应该是七年前的1036年(景祐三年),明显不属于明道年间的。


  难道王安石记错了吗?

  学识渊博、记忆力超群的王安石不太可能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没错,王安石是和父亲在1033年回到了临川的老家,这次回家是因为在老家的祖父王用之去世。在宋朝,官员需要为双亲的去世返回老家丁忧三年左右,也就是说这次王安石在临川停留了三年,从1033年回来到1036年离开。这一时间也同样记录在他写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里: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这一段写的是1033年回家停留期间到外婆家和各位表弟相处时的场景,以及自己当时年轻气盛的样子。)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这一段写的是那次回家探亲结束,在丙子年,也就是1036年,随父亲离开临川去京城,和一年后王益被委任到南京为官的事情。)

  讲到这里,事情就清晰了。王安石在1033年随父亲回老家临川,并在临川停留到1036年离开。也就是在1036年,王安石在邻县金溪的舅舅家里见到了当时十二、三岁方仲永。而当时,1021年出生的王安石十六岁(虚岁)。

  了解了这个事实,便能正确地理解《伤仲永》里的那段文字。“余闻之也久。明道(1033年)中,从先人还家,(期间的1036年)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杨州,复到舅家,问焉,曰‘ 泯然众人矣。’ ”

  其实 ,无论是《方仲永年谱》的作者,还是百度百科词条的编者,也都注意到了王安石1040年不在扬州的史实。因为没有仔细考证,于是不得不勉强地虚构了王安石1040年回乡探亲这一事情,只是没有提是从扬州回的,然后又补充了1043年从扬州探亲这一史实。至于王安石像成人一样对待十二三岁的方仲永这一疑点,也就当作没有看见。

  不过故事还要回归事实,方仲永的年谱应该是这样的。


  一: 方仲永出生, 1024年或1025年。  二: 虚岁五岁的方仲永因为‘无师自通’会作诗而闻名乡里,1028年或1029年。  三: 方仲永遇见王安石,王安石测试方的作诗能力,1036年。  四: 王安石从扬州回乡探亲,再次打听方仲永的近况,这时方仲永的才华已经泯灭在众人里,1043年。

  所以,方仲永应该比王安石小三四岁。的确,如果他和王安石同年出生,两位同龄又同乡的“神童”在成年后巨大的反差的确会让人更加唏嘘,据此编出的故事也会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们相差几岁,这样的对比也同样说明问题:后天的努力对成功是必要的。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方仲永的故事的真实性。在上面提到方仲永五岁时神奇地会作诗时,我都在“无师自通”这四个字上打上了引号。王安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关于方仲永的这一神奇事迹是听说的,他没有去考证这件事的真实性。可能是想利用童年和长大后的反差来说明后天教育的重要性,王安石采用了这一传闻。现在我们知道,在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挥毫写出一首不错的诗来的。所以,方仲永这个神迹很可能就是他那个小气贪财的父亲通过某种方式制造出来的表象。但不管怎么说,能够四处现场作诗表演的方仲永的确是一个天资过人的儿童,可惜在没有后天的教育和努力的情况下逐渐暗淡无光。所以,《伤仲永》的故事里的道理,依然成立并应该时时警醒世人。

◆       从无罪定论谈章荧颖案的该做与不该做


           ·Goodhelper·

  最近人们很关心的一件事儿是留美学生章荧颖在美国失踪案件。美国警方根据掌握的证据,以绑架罪抓捕了嫌犯克里斯藤森。监控录像显示章荧颖上了克的车后,从此消失。克被捕后一直保持沉默。他拒绝认罪,拒绝提供章荧颖的下落线索。美国警方虽然判断章荧颖已经遇难,但由于找不到尸体,尚无法起诉谋杀罪。对于美国警检方办案的方式,许多人颇有微词,认为尽早找到章荧颖,活见人死见尸,救人重要,应该“审讯”嫌犯克里斯藤森。

  类似的中国留学生被害的案件在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受害人的亲人都对美国的办案和对待嫌犯的方法不满。这种误解是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同导致的。

  虽然中国的法律也讲究无罪定论,但这种理念即没有在人们心中成为理所当然,也没有在实际中得以贯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无罪定论这种理念。说起来很简单:无罪定论就是说当警方怀疑一个人是罪犯时,警方必须尽力去收集证据证明对方是罪犯。在找到证据之前,对方应为无罪的自由人。但这当中的细节在不同文化国家间确有很大区别。

  依据这种法律基础,美国警方虽然怀疑克里斯藤森杀害了章荧颖,但是并没有他杀人的证据。警方只能够根据监视录像和对车辆内痕迹调查,证明章的失踪与克有关。因此目前为止,只能以绑架罪起诉他。如果在以后的调查中发现新的证据或发现章荧颖的尸首,则追加起诉谋杀罪。与中国不同的是,警方不能指望通过审讯找出其它罪状。美国没有中国人理解的那种“审讯”。当警方逮捕一个嫌犯时,就必须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而且每一条罪状是相互独立的。警方掌握了绑架罪证据,就只能起诉嫌疑人绑架罪。警方不能像中国那样,先以绑架罪逮捕嫌疑人后,再通过审讯弄清杀人案。在法庭上,检察官的全部责任就是逐条证明嫌疑人的罪状。如果某条罪状的证据有疵或不确定,则嫌疑人免除该罪。在押期间,没有人有权利“审讯”嫌疑人。美国法律赋予嫌疑人沉默的权利。

  先抓起来(双规起来)再审讯,这在美国是非法的。警方在抓捕嫌疑人时,就必须已经有了足够的全部的证据。否则,如果在庭审中发现证据不足,嫌疑人就将被免于此罪。一旦免于此罪,美国的法律规定:一个人不能因同一个罪被审第二次。

  这就要求美国警检方在抓捕起诉嫌疑人时非常的小心谨慎,避免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盲动。美国警方为了成功起诉,常常要很耐心地用很长时间进行调查取证。而章荧颖案中,警方显然过于急躁,在没有确定受害人下落的情况 下,匆忙把克里斯藤森抓捕。而克使用法律赋予的沉默权,致使警方对受害人的下落和死活再无从得知。


  导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警方办案不力吗?

  美国有世界一流的侦破技术和技能。此案中的草莽应该归功于那些热心的华人学生们!这本是一桩随机的性犯罪杀人绑架案,这种案件即使受害人是非裔美国人,也不会有人为此上街聚众游行。中国学生的盲目“示威”给伊利诺的警方造成很大的压力。由于近年来少数族裔动不动的抗议示威,美国政府都变得非常敏感。警方不想莫名其妙地被州长或市长做替罪羊。他们想尽早找到嫌犯以安抚中国学生。这种心理是办案的致命误区。他们自以为确定克里斯藤森绑架后,以为仅绑架罪的判刑上线就已经是无期徒刑,足够了!就停止跟踪,匆忙收网。

  一般来说,性犯罪的绑架案侦破中,找到受害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跟踪嫌疑人。因为这种罪犯总要去“受用”受害人的,这是他绑架的目的所在。中国学生抗议的压力让警方匆忙抓捕,很可能也同时失去了解救章荧颖的唯一希望。

  每次中国学生出事,都会有一些热心的新老华人出面帮助。但他们没有专业的技能,更缺乏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就只有利用美国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呼吁组织抗议,以讨人欢心。示威抗议是不是有助,要分情况而定。如果抗议的目标是政府或媒体,对方可能会妥协。但如果是犯罪个人,这种抗议只会降低对方被起诉判刑的可能性。

  近几年美国出了许多起非裔美国人的暴动示威。可是如果大家跟踪一下后来的结果会发现,没有一例涉案警察被判刑的。美国的司法是不会因照顾“民愤”而失公平的。

  美国的司法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之一。做到公正的主要原因是它赋予嫌疑人充足的权利和充足的时间进行上诉。如果大家听到有人张口便埋怨美国法律不公、大谈美国医疗体制的弊端,笔者对大家只有一个建议:离这种人远一些。一个对美国法律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有能力帮助你或建议你的。一个对美国医疗指三说四的人也不会为你提供优秀的医疗和优秀的医疗建议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人更能把话说到投初来乍到的章荧颖的父母所好。

  由于警方迫于舆论压力匆匆收网,对绑架罪的取证也很可能有考虑不周之处,加之嫌疑人是属于高智商,这个案件的最终结局还很难预料。克里斯藤森先生显然是以静制动沉默观察,抓住警方的任何过失便可求翻盘。如果找不到尸体,无法证明章荧颖死亡,仅仅因为她上了嫌疑人的车,即使绑架罪也很有被推翻的可能。中国学生们热心无知的冲动很可能导致案件无果而终,还很可能使找到章荧颖的机会错失,使她在某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慢慢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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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事


             ·刘星元·


  一、回乡

  世间至大的事,也无非就是一个人的生,一个人的死。其余之事,不过都是生与死的奴仆,跟着它们依附于一个人的身上,见证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直到他烟消云散,直到它们另择明主或庸君。

  面对生死,任何文字都是浅薄的。当我明白这一点,却还要执意用文字堆砌或拆解一个人与尘世的联系时,我内心其实是那么的忐忑不安。但我知道,我终究是要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家族书写者的使命。我要做的是,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情感,尽量抛除那些修饰与煽情,尽量冷静下来,尽量以局外人的身份,以管中窥豹的方式,于自不量力之下去探寻一部家族史。

  我讲到的,是一个人的死。准确说,是一个人的身后之事。

  丁酉年暮春的一个黄昏,我宿疾缠身的九十四岁的大爷爷,刚走出屋门,走到自己低矮窄仄的小院,就如一盏小煤油灯,被偶尔经过的一阵风吹灭了。这阵风吹过他,又将吹过他的消息吹向了远方。临沂、济南、徐州、青岛、北京、上海……散落在各地的我们,被这阵风吹着吹着就吹回了故乡。

  我是第二日上午抵达北邱庄的。我回到那座小院时,他已经像一截朽木一般躺在堂屋正中,躺在那扇门板拼凑的小床上了。他穿着明艳的紫色寿衣,寿衣上缀满了金色的丝线和绿色的繁花。那些花在他的身上开到了极点,时间再过一秒,就必然会由盛转衰,依次凋零。事实上,亡者是不朽的:他已经逃离了生死的羁绊,时间再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时间轻轻地扫过他,他无动于衷;时间重重地推了他,他没有立身而起。他就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不闻充耳的喧嚣,不视人间的噪杂。那么多的亲人围着他和他的身后之事忙忙呼呼,而他却选择沉默。他的脸上,覆盖着一张薄薄的白纸,白纸的质地很劣,草梗和木屑点缀其间,像几只飞累的虫子,享受平静。透过白纸,隐隐约约可以分辨出他的脸部轮廓。和我们家族男性普遍的国字脸不同,他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他的头顶下方,垒起了几块砖头,砖头正中,黑陶长明灯的灯芯上,如草芽一般的火焰正在安静地燃烧着。豆油的香气被火苗从身体里提出来,弥漫在灵堂之中。

  灵屋之内,灵床周围,跪满了身穿孝衣的白茫茫的人:灵床东边,跪着我的叔伯和兄弟们;灵床西边,跪着我的大娘婶子姑姑和嫂子们。他们像一捆捆干草一般靠在地上那些更为干枯的麦秸上面。我的父亲正在和大爷爷的三个儿子商议丧宴及下葬事宜,更多的人则三五成堆,闲聊些别的话题。看见我进来,大家什么都没说,就主动挪了挪身子,给我留出一小块儿勉强能够跪下的位置。

  谁都知道,接下来将是难熬的几天。当前最紧要的,就是养精蓄锐。此刻的哭不需要流泪,因为没有人看见;此刻也无需真跪,也因为没有人看见。我将冒犯我的亲人们了:在我们这儿,所谓葬礼,就是一场约定俗成的地方戏,无非是每个人都隐去平日里的不恭不敬不孝,在脸上涂抹出哀痛的假象,唱一出世所罕见的关乎孝子贤孙的大戏,为自己故去的亲人盖棺定论,也让街坊故旧心满意足。为了将这出大戏表演好,他们需养精蓄锐,把悲伤的高潮留给恰好的时间,恰当的情境。

  时不时会来一些散客。总管丧事的知客喊一声客至,灵屋里的孝子们便立刻将身子跪端直了,等着给进屋的客人磕头行礼。散客们一律在院子里对着灵屋磕头,磕完头站起来,前倾几步,来到灵屋,再在灵前跪下,在陶盆里烧了黄纸,行完礼,再等着孝子们回礼。之后,客人和主人聊上几句客套话,就匆匆离去了。


  这只是前奏,重头戏是白天的泼汤与晚上的辞灵。


  二、泼汤


  先说泼汤。

  在我们乡,泼汤这一仪式可谓重要至极。这是一场儿孙展示会:孝子贤孙们解开缠绕在腰间的麻绳,让它像尾巴一样拖在地上,倒执着刚从河边老柳树上折下的斜靠墙头的柳条,在脸上涂抹上浓重的悲伤,带着哭腔,依次低着头从灵屋里缓慢地走出来。从灵屋出发,这支哭泣的队伍就如打了败仗的兵勇,悲悲戚戚地向着村头的土地庙走去。队伍的最前头,是两个年龄相仿的远房族孙,他们用一根木棒担着一个陶罐,陶罐需用麻绳拴住。罐子里盛放着稀薄的小米糊糊,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流动的人影。长孙挑着灵幡跟在后面,再后面依次是几个儿子、几个孙子,几个近支侄子、几个近支孙子,几个远房侄子、几个远房孙子,再往后,根据亲疏远近,依次跟着儿媳、女儿,孙媳、孙女,近支侄媳、近支侄女,近支孙媳、近支孙女,远房侄媳、远房侄女……

  一个家族因为一场仪式而全体出动。此中每个人所占据的位置都是确定的,不容僭越的。倘若那个人站错了位置,立刻便会引起族人的不满和沿途看热闹的街坊们的戏谑。因此,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很小心。他们躬身的弯度、他们哭泣的力度、他们悲戚的强度,都是感性中带着几分理智的,无不折射出他们与亡者的亲疏。倘若一个走在队伍后部的人嚎啕大哭,以至盖过了直系儿孙,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在泼汤过程中,你可以不哭,但绝不可嬉笑;你可以不悲,却绝不可不绷紧脸。要知道,街坊们的指指点点,便是判定你人品高低的重要依据。人死万事空,人们已不在乎你作为亲属待生前的亡者如何,只在乎你最后向亡者道别时的表演是否合乎规矩。

  队伍穿过街坊们的目光,在土地庙前跪了下来。知事手握瓢柄,绕着土地庙一次次把小米糊糊倒在地上。跪了一地的孝子贤孙,像一大片还未融化的雪,在天气渐暖自己就要消融的日子里痛哭失声。知事泼汤已毕,喊一声回头,那片雪便立刻立了起来,迅速幻化成一条移动的绳索,沿着原路走回。回到灵屋之后,像约定俗成似的,大家立刻就止住了哭声,脸上的悲恸之色也顿时消失无踪。他们又开始在灵前有说有笑了,似乎躺在灵床上的那个人已经消失,似乎躺在灵床上的那个人就是一截木头。

  对家族繁盛的丧主家而言,不能不说,这一仪式从里到外都透露出一种炫耀。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这家死了人,却还要借死者来昭示家族的延绵不息,把脸上的悲伤篡改为内心的暗喜。

  一天之内,来来回回,这样的仪式要重复举行多次。直到夜深人静之时,最后一次仪式完成。最后的仪式,我们这儿称之为:送盘缠。顾名思义,就是为即将上路的亡者送去路途中的食粮和细软。亡者收不收得到,我们不问、不管也不想,我们只晓得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是祖先们流传下来的美德,是亡者和生者共同的脸面——你去做了,便是这人间的孝子;你不去做,就会受到世人的非议。

  土地庙前,知事每泼下一瓢汤,孝子贤孙们就悲戚戚地喊上一声,哭上一阵。他们喊的是:


  “爷爷,您喝汤——”
  “爹啊,您喝汤——”
  “大爷,您喝汤——”
  “叔爹,您喝汤——”
  ……

  每喊一声,那被刻意拖长的尾音就随着哭声绕起来,随着微风绕起来,随着四周的树木绕起来。那些袅袅的尾音,在天地之间盘旋,像这个刚刚故去的人,在离开自己的村庄与亲人之际,不断驻足回顾。那一刻,我想起了拉魂腔,想起流行于我们当地一百多年的一种已经式微的戏曲。那种上不得台面的小戏,散布于各村各镇,农闲之时,拉起来队伍,村庄的魂就活了起来。他们唱起来的时候,你明明听见那段唱词已经结束,可他们偏偏于声音快要涣散的那一刻来一个漂亮的转音。于是,声音带着微微的颤抖又浮了上来。那声音开始勾你的魂,夺你的魄。等你失魂落魄地沉湎于故事中时,戏子已经转过身,飘入幕后,戏台上除了灯火,四壁空空。

  是的,四壁空空。我们散去之后,土地庙前,四壁空空。


  三、辞灵


  再说辞灵。

  辞灵仪式在晚上进行。这是出殡前亲友向灵柩行礼告别的仪式。

  傍晚的时候,知事命人在院子里靠近灵屋的位置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了生整鸡、生整鱼、香火及各类果品。一切准备妥当,直待天黑,亲友们从十里八村依次赶来。

  大姑父却先来了。他是我们村的村主任。他刚从镇里开完会回来,带回了会议内容:婚丧嫁娶招待饭菜标准每桌不超过100元、酒每瓶不超过10元、烟每盒不超过7元,不请喇叭班子助兴,不请重客抬棺,免去泼汤和辞灵等繁文缛节……

  经过商议,大爷爷的几个儿子部分接受了大姑父的建议。他们打电话给早已订好的喇叭班子,告诉他们晚上不必再过来,只租借了一个大音响,摆放在院门外,播放哀乐。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哀乐,都是些流行的曲子,把声音调至最大,就是图个热闹,至于那曲子道的是什么情,诉的是什么事,没人关注。

  说起来,我倒是很怀念喇叭班子。一桌子喇叭匠人围在一张桌子四周,或吹或打或念或唱,谁的技艺高不高,谁的唱腔美不美,搭耳便知。我乡的喇叭班子里很是出过几个能人,传下来几段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小徐庄的徐三,是个唢呐高手,他可以一嘴吹俩腔,两鼻开双花。他最精彩的表演是十多年前在自己舅父葬礼上的表演,本是亡者亲属的他跪在天地之间,用一支唢呐,吹出了男人的悲伤,女人的饮泣,老人的哀叹,孩童的大哭……越来越多的悲恸之音被他从唢呐里掏了出来,被掏出来的声音你牵着我,我连着你,彼此混合在一起,让听客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多了一分湿润。可惜的是,徐三吹出的这一曲,最终成为了绝唱——他年少失怙失恃,由舅父养大成人,舅父于他恩同父母,这一曲,除了舅父,没人能够有资格消受。

  跪在灵屋里,忽然想到,从今以后,我乡喇叭班子就要失业了,唢呐技艺也将持续没落。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不幸的。对于我乡而言又该是什么呢?

  该来的客人已经都来了,辞灵已经开始了。知事在喊他们的名字。喊到名字的人带着他的男性亲属们走到案桌前站定,按照辈分,向着我分列东西两边跪棚的族人该磕头的磕头,该作揖的作揖。族人回礼已毕,客人就在案桌前跪下了。为首的年长之人带着亲属们先跪三次,然后移到案桌近前,跪在用蛇皮袋子制成的简易垫子上,蛇皮口袋里装了柔软的麦秸。他从东首的知事手中依次接过酒肉、菜蔬、果品等物,在案桌下画一个弧线,自然而然地将东西又交到了站在案桌西首的另一名知事手中,西首的知事将物品在案桌上重新摆定。我喜欢看他们画的那条弧线:那条虚拟的弧线就像是一座倒置的桥,正是通过这座桥,人们源源不断地把尘世的物品交到了亡者手中。其实我更为真实的想法是,一条虚拟的可笑的弧线,如何才能连接生死和阴阳?

  我要打住我的想法,继续向你讲述我眼中的辞灵之礼。画弧线的人站起来,向后退了一步,带领着亲属们依次又磕了六个头,边磕边哭。没错,之前即便你有悲伤,也一定要压制住自己的眼泪;之后你再无意于悲痛,也要假装嚎啕。院墙上趴着那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看客,他们就是要以苛刻的眼光挑剔你的礼节。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时候,真性情和严苛的礼节都是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是辞灵这一礼节的弊病和悲哀。

  原谅我又把语言岔开了。辞灵还没有结束。叩拜已毕的人还将站起身,低着头,哭泣着,鱼贯地走进灵屋,再跪下。灵屋里的孝子贤孙们向着客人回礼,并顿时大声哭泣了起来。片刻,客人和主人几乎是在同时收住了哭声。他们彼此交谈了几句,说些不痛不痒的宽慰之辞、感谢之语,客人就告别而去。

  一拨拨的客人去了来,来了去。主人跪在灵屋里目送最后一位客人出门,外客的辞灵才算结束。大家趁着这空闲,走到院子里,活动了一下筋骨。

  接下来,是本族人辞灵。跪拜的礼数是一样的,只是不需要用画弧线来搭建那虚无缥缈的阴阳桥。辞灵的顺序有讲究:先是女人,女人中以本家外嫁的姑娘为先,最后轮到亡者的侄媳和儿媳;后是男人,男人以小字辈为先,最后压轴的是亡者的侄子和儿子。亡者的儿子辞灵已毕,于嚎啕中鼻涕一把泪一把地低着头走进灵屋,然后止住哭声,辞灵仪式这才算结束。而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辞灵完工了,但葬礼却远未结束。


  四、分歧

  夜里,在灵堂里,大爷爷的几个儿子:我大伯、二叔、三叔,以及他们的妻子,产生了分歧,差点儿就要拳脚相加。

  矛盾的火苗来源于刚刚结束的辞灵。当知事高声喊叫亡者的儿媳和侄媳上前辞灵时,大伯母和三婶推说自己信奉基督,不行人间之礼。在我们本地,基督教流行已久,近来愈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宗教,牧师向外宣称,信教者百病不生,重病者主给解恙。在我乡,身体被繁重的农活压迫,多多少少都身患隐疾。宗教的这个口号颇具诱惑力,它迎合了我们乡的普遍心理,招徕了一大批底层信徒,我的大伯母和三婶就是其中两个。本地牧师宣称,皈依了基督,就不能再向父母祖宗行礼,不为世间杂事牵绊,颇有一种超然世外的味道。牧师讲的大道理自然没人听得懂,但牧师的话却是要句句铭刻在心的,因此,这句被加注了个人强烈口气的教义,竟然如原野之上的野火,不知被什么风一吹,就在我们这蔓延了起来。

  大伯母和三婶不起身辞灵,同样作为亡者儿媳的二婶不干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来了。众人没办法,只好跳过她们,由其他族人接着辞灵行礼。但妯娌和兄弟们的嫌隙却因此结下了。

  哲学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终由量变转为质变。嫌隙也是——辞灵事件的不合充当了家庭矛盾的起始点,由这个起始点出发,矛盾开始迅速升温,裂变。紧接着,第二个矛盾也出现了。

  第二个矛盾涉及到金钱。大爷爷葬礼所需的费用,是由各家分担的。三个儿子,一人拿一份,天经地义。可对明天就要前来吊唁的客人的礼钱怎么分配,却出了问题。兄弟三人,大伯和三叔是地地道道的农人,闲时打些零工周济生活所需。二叔则不同,他前些年带领几个乡亲组建了一个建筑队,先是零零散散地在本乡为人盖屋修房,之后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建筑队的生意越做越大,盖楼修馆已是司空见惯。他手里的积蓄越来越多,结识的人物也越来越牛。平时遇见在外结交的朋友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他出手极为阔绰。明日因他前来随礼的客人出手也一定不会吝啬。而大伯和三叔那两头的亲戚,则要低得很多。

  二叔和二婶主张按亲戚分配礼金,谁的亲戚的钱,谁来收。大伯父、大伯母和三叔、三婶不同意,他们说法是,来客都是因为老爷子的葬礼,除此之外,任何看似合理的理由,都是暗怀鬼胎。他们主张将礼金一分而三,像每家拔出相同数目的钱款举办葬礼一样,再公平地分配礼金。兄弟三个互不相让,相互指责,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断地被翻出来。大家劝了又劝,劝来劝去皆是徒劳无功,只气得坐在里屋的老太太偷偷抹眼泪。

  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所折射出的道理。只是我没想到,这个道理竟是在大爷爷的灵前获得的。

  葫芦还没有按下,瓢又起来了。紧接着的矛盾是,谁来为我的大爷爷“顶老盆”。所谓“顶老盆”,不过是死者上路之时,由长子将受了香火的陶盆举过头顶,再用力摔向地面。以示亡者有后,也宣示亡者有个孝敬的儿子。

  长子顶盆,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可问题是,他们家另有隐情。而要想弄清这隐情的来龙去脉,就不得不回溯到我们家族的旧事了。


  五、旧事

  我大爷爷是戴着入赘的身份进入我们家族的。他姓张,不姓刘。

  曾祖父那一辈,兄弟四人。大老爷爷生了五个女儿。老二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早早就夭折了。老三就是我曾祖父,曾祖父生了我爷爷、二爷爷和姑奶奶。老四四女无子,过继了我二爷爷为子。

  早先,我们这里有过继的传统。最好是在本家找合适的侄子过继,没有合适的人选,才将范围扩大到亲戚乡邻。本地传统,兄弟间过继,大的过大的,小的过小的。也就是说,兄长过继弟弟家的孩子,就要过继长子,以此确保家族的长支绵延不绝;而弟弟想要过继兄长家的儿子,只能选择除了长子之外的孩子,否则就是“灭长支”,会被乡人们尖刻地唾骂为“大逆不道”。

  我的曾祖母就是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大老爷爷要过继我爷爷,碍于传统和家族的颜面,曾祖父点了头。但我曾祖母不同意。母亲总是比父亲更为感性一些,儿子是娘身上割下来的肉,心疼都还来不及,怎么舍得拱手让予他人呢?一向温顺随和的曾祖母为这事和我曾祖父吵了一宿。一宿里,她骂完这个骂那个,哭完这一轮再哭另一轮,搞得全村人都没能睡个安稳觉。她抱定得罪整个家族的执拗,势要把数百年的老传统打破。她知道,只要她一泄气、一松手,自己的儿子就会成为别人的儿子,再遇见她,只能喊她一声婶子。她拼出了力气拼出了命,拼出了整个村庄最为蛮不讲理的女人,拼出了整个费县南乡最为可歌可泣的母亲。多年之后,人们提起这件事还是会说,叉着腰站在村中心老井沿边的刘家三婶子,她只要能把儿子留在膝前,天王老子也敢得罪——真像一头饿疯了胃、烧红了眼的母狼!

  感谢我的曾祖母,她泛着母性光辉的执拗,为我们家的繁衍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她的排斥和反抗,过继我爷爷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个弹棉花的年轻人跟着老师傅走进了我们村。

  据我的爷爷回忆,那是一个暮春的中午,阳光安静地贴在他和我五姑奶奶身上,他们却浑然不觉。姐弟俩在玩泥巴的游戏,他们捏出了锅碗瓢盆,捏出了鸡鸭猪羊,捏出了桌椅板凳……眼瞅着一顿美味大餐就要完成,两人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做着收尾工作呢,“扑哧”一声笑把他们从美梦里拉了出来。姐弟俩抬头看,一个皮肤黝黑的精干小伙儿正冲着他们的作品发笑。姐弟俩有些懊恼,更多的则是羞涩,他们用眼睛狠狠地剜了年轻人一眼,就红着脸跑了。村里极少来陌生人,姐弟俩跑到院子里,又趴在院门后面,透过门板上的缝隙好奇地往年轻人和他的师傅这边偷看,他们看见那两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张一人多高的弓。

  那是我五姑奶奶和年轻人的第一次相遇。后来,五姑奶奶知道了他们是来我们村弹棉花的工匠。再后来,五姑奶奶就经常跑到村前的那座废院子里,看年轻人和他的师傅弹棉花。

  遗憾的是,我没亲眼见过棉花是怎么弹的。但长辈们的口述也应该是可信的吧。我试着写下这项手艺的步骤:棉花去籽以后,再用弦弓来弹,直至棉花渐趋疏松,然后再将棉絮的两面用纱布纵横布成网状,以固定棉絮。主人家将固定好的棉絮套入本地的蓝印花布里,用针线密密地缝上,一床暖暖和和的被子就完工了。

  我能够体会到五姑奶奶为何那么喜欢看弹棉花。弦弓之下,那些发僵发硬的棉花,渐次幻化为轻柔无比的白云,漫天飞舞的雪花,这样神奇的手艺,不能不让你陶醉其中。更重要的是,弹棉花的年轻人,他比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更好看。他的眉毛是笔直的,他的眼睛是油亮的,他的声音是文雅的,他的手指是修长的;他走起路来不缓不慢,他闭上眼来安静恬淡,他擦起汗来干净利落,他哼起曲儿来九转回肠……

  此后的几年,年轻人都会来我们村弹棉花。家里缝制被子的人家不少,他每次来都要住上一段时间。每次来的时候,他口袋里都装着头绳、手帕、胭脂这些零散的小物件。那是留给我五姑奶奶的。五姑奶奶一年一个样儿,已经出落成我们这少有的美人儿了。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五姑奶奶就是大老爷爷的女儿,而那个弹棉花的年轻人,就是我大爷爷。后来,他入赘到我们刘家。入赘我们家族的大爷爷,他依然姓着自己的姓氏,叫着自己的名字。到了下一代,他的儿子和女儿们,就都开始姓刘了。

  坏事就坏在没有更名改姓上。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逝世后,族中的长辈认为大爷爷不随本族姓氏,不具备儿子的身份,就武断地决定让年幼的大伯给他的爷爷奶奶顶了老盆,并且定下大爷爷和五姑奶奶百年之后,由第二子和第三子分别顶老盆。而今大爷爷已经故去,身体就躺在那里,却无人愿意给他承担儿子应有的礼节。像烫手山药一样,责任被大伯推给二叔,又被二叔推给三叔,推来推去,始终没人接在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大家之所以推诿责任,还有一个更为功利性的原因。近来,我乡对于顶老盆,又有了新的说法。我乡流传,老盆聚集了太多的阴气,于子孙不宜,谁顶了老盆,谁的子孙就会凋零。


  六、守灵

  深夜,远支的族人陆续回家了,只有近支族人留了下来。


  整整一夜,我们都要守在灵屋里,为大爷爷守灵。

  爷爷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蹲在一个小角落里,像一截朽木。大家劝了他几次,让他回家休息。平时生性随和、老实巴交的祖父竟忽然拧了起来,谁也劝不动。

  我们这一支人,爷爷这一辈,除去早夭的,一共兄弟四人。前年冬天,二支的三爷爷前脚刚走,四支的二爷爷就跟了过去。现在,长支的大爷爷也走了。兄弟四人去其三,只剩下爷爷一人。孤单的爷爷,一定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死神一袭黑衣,手中紧握着的弯弯的镰刀发着幽幽的蓝光,在一步步向他逼近。他并不挣扎,也不哀叹——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老迈得无力去思考生和死了。

  灵屋里的其他人已经忽略了他的存在了。伯父他们正在商议明天的事宜。火化车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九点县火葬场来车接,派了两个远房叔叔跟着去。丧宴的菜品也好办,明天一大早派人去城里的农贸市场采购就行。唯有棺材难办些。大姑父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镇上有明文规定,一律不准使用棺材。众人商议,明天将棺材先偷偷运到祖坟,等送葬的队伍带着骨灰盒到达坟地,就马上下葬,这样官家也查不出来,就算查出来了,棺材已经入土,镇上也不会真给再扒出来。本村抬棺材的“重客”也都老了,凑不齐人,商议之下,选择用铲车代替……

  商议来商议去,大家都累了困了,一个个靠在墙壁上,打起了鼾声。鼾声此起彼伏,像一个人杂乱的脉象。

  我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容易胡思乱想。靠着墙根席地而坐,并与一米之外的亡者形成生与死的对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在死亡面前,生者总是会因敬畏而心生恐惧。死亡那么近,它那么安静地占据着一个人凉下来的身体,占据着人间一方窄小的位置,不高于谁,也不低于谁。它的神秘摊在你面前,像一幅远古的壁画或岩刻。它一览无余地托出了自己,就呈送给你看,但你却永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

  想起本乡流传的那些传奇的守灵故事。说的是,放在灵前的那盏黑陶长明灯无故熄灭了,守灵人刚要去点火,灯就自己亮了起来,如是再三。说的是,当着守灵人的面,一只黑猫突然闯入,跳到亡者胸上,口吐人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可惜,我还没来得及找你报仇呢!说的是,为父亲守灵的儿子实在困倦极了,就小睡了一会儿,竟梦见父亲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腰上有东西,硌得疼。醒来查看父亲的身体,果然发现位于腰间的苫子上,凸出来两根高粱杆。说的是,起风了,守灵的人起身关门,躺在一边的亡者忽然开口:别关门,我好走出去……

  在大爷爷的灵前,那么多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故事,都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像走马灯一样在脑袋里巡游了一圈,不想都不行。我心里是忐忑的:既希望都是些无稽之谈,又希望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既盼望一夜无事,天色快点儿亮起来,又盼望今夜发生点儿什么,只让我自己看见。


  一夜无事。凌晨四点,大家依次醒来。

  只有一阵风吹了进来,是很轻很轻的一阵风。它什么都没能吹动,只是吹过了大爷爷身上覆盖着的白纸。像睡梦中一个不经意的转身,薄薄的白纸飘了一飘,就落了下来,重新覆到了他的身上。


  七、送殡

  第三日是出殡的日子,也是这三天里最为紧要的日子。这一天,行完了大礼,答谢完宾客,我们就要送大爷爷入土了。

  带着大爷爷去县城火化的人回来了。他双手捧着一个用黑布包裹起来的四四方方的盒子,站在村头。盒子里面安放着一个人的一生一世。大伯带着我们去村头迎接,队伍面对这小小的盒子,跪下来后又站起身,站起身后再跪下去。也不知道跪了多少次,大伯才将那小方盒子接到手里,捧着它,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回家去,将它放在了灵床上,放在了大爷爷曾经躺着的位置。

  临出殡前,大伯他们最终确定,按照祖辈们的决定,由二叔顶老盆。

  日暮时分,正是亡者上路的时候。知事一声吆喝,头戴孝帽、身穿孝服、脚登孝鞋的孝子贤孙就像一群白色山羊一般接二连三地走出灵屋。在院门外的街道上,二叔将让兄弟之间吵得不可开交的老盆高高举起,又重重投下。陶制老盆的碎片以及黄纸的灰烬满地都是。灰烬被风一吹,漫天飘扬。在漫天飘扬着灰烬的黄昏,我们扯着嗓子,抱着大爷爷的骨灰盒,出发了。


  无非是地瓜在扯它的秧
  无非是核桃在结它的果
  无非是桃花红它的红
  无非是梨花白它的白
  无非是草还在长
  无非是尘还在落
  无非是随着一位过世的亲人
  最后一次穿过春天
  无非是代替他把尘世里他所有爱过的
  又细细地爱了一遍

  我曾多次用诗歌的形式来书写亲人们的生老病死。这既不是最轻巧的一次,也不是最沉重的一次。但是,这却是最动情的一次。

  暮春的田野,万物都活成了自己的样子,每一种样子都代表着一种春天。我的大爷爷,他被自己的儿子捧在怀里,和春天形成了对峙。这是他在尘世里拥有的最后一个春天。这一生啊,他穿过了那么多的春天,哪一个春天是喧嚣的春天?哪一个春天是安静的春天?哪一个春天快乐的春天?哪一个春天是悲伤的春天?这一生啊,他穿过了那么多的春天,哪一个春天让他遇见了谁?哪一个春天让谁遇见了他?哪一个春天让他离开了谁?哪一个春天让谁离开了他?无数的问题和无数的答案像尘埃一样,飘在天上,停在草间,落于土中。而我不过是作为他的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后人,代替他把尘世里他所有爱过的和来不及爱的春天里的事物,又潦草地爱了一遍。

  祖坟里,偷偷运来的棺材已经在深坑里等待多时。大爷爷的三个儿子,按照知事的吩咐,将盛放他骨灰的盒子慢慢地放了进去,然后带领我们跪下,目送棺材在乡邻们一铁锨一铁锨的黄土中慢慢消失。我们已经停止了哭喊。没有哭喊的填充,天和地似乎一下子就空了,整个西岭,整个北邱庄的西岭,被漫无边际的空遗忘于尘世之外。

  一个远房长辈正在忙着烧纸。祖坟里的每一个坟头,都能享用到尘世的香火。我看见,远房长辈在他父亲的坟前点燃的黄纸更多一些,停在那里的时间也更久一些。一小卷一小卷的黄纸,在每个坟头前只燃烧了几秒,就成了灰烬,被风卷向远方。就像是有人在祖先们的院子前叩了一下门,等他们听见声响打开院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用燃烧的黄纸叩响祖先们的家门?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我的一位远房叔叔认为,是在给祖先送钱粮;我的另一位远房伯父说,是为安抚我们涉足此地对于祖先的打扰。相比之下我更信服父亲的观点。父亲说,焚烧黄纸只是为了告诉祖先们,族中又有人来投奔他们了:我们认为的死,在已经故去的祖先们看来,或许恰恰是生。一个人在世间故去,那么他就会在另一个维度里降生。我们为这个人举办葬礼,在人间涂抹悲伤;祖先们则正在地下为这个人庆生,赠送祝福。

  我们从坟地一步步向回走。走在我前面的族人有说有笑,走在我后面的大伯三兄弟却互不言语。他们的纷争远未结束,下一个家族大事一旦降临,火药就又会爆发。大爷爷已经入土为安,他再不能像生前一样,以一个家族的粘合剂的形式活在子孙们中间,这世上的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唯一能替他活在子孙们眼睛里的,不过是人间又多出的那个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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