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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


  ·方舟子·

  我在《科学世界》2017年第7期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虽然读者很多,起初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到了8月底,该文关于“喝普洱茶有致癌风险”的部分被一些茶业界微信公众号摘录出来传播,用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方舟子爆料普洱茶致癌,引发了茶界轩然大波!》,让一篇科普文章变成了抨击普洱茶的檄文,引起普洱茶商的强烈反弹,成了持续多天的一大新闻事件,其高潮是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开座谈会请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反击我,会后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然后又由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学院、云南省生物大数据重点实验室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宣布争论有了“定论”:普洱茶不含黄曲霉毒素。

  出来为普洱茶站台的,并不止是普洱茶商和云南的教授们,还有:

  其专业与生物医学毫无关系、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资质的网红“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却都撰写长篇文章批评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

  以前因为别的无稽之谈多次被我批评过的一些做伪健康科普的“专业人士”,包括打着“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招牌的云无心(其实他的专业是研究怎么把食品打出泡泡,人称“食品泡泡博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还有《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更是出奇的积极,接连发表了三篇攻击我的网文。

  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中国科协的科普平台“科普中国”最为卖力,以云无心的文章为依据判定《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为“不实信息”,腾讯据此将此文从《科学世界》微信公众号删除,上演了中国科协管中国科学院(《科学世界》的主管单位)的怪事。在我抗议后,才又恢复了该文的取阅。

  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陈宗懋是茶业界的院士,我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中已不点名批评过他。由于利益关系,在茶叶食用安全性问题上恰恰不能听这种院士的,就像在香烟是否有害健康问题上不能听烟草院士的。陈君石号称是中国食品安全领域唯一的院士,他会为中国所有食品站台,有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全世界最强。”不过陈君石不知道是因为年轻时功课没学好还是年纪大了健忘,在站台时经常闹出大笑话,比如闹出过把DNA当成蛋白质的笑话。这次替普洱茶站台也接连闹笑话。

  这些反击,有的是气势汹汹地对我做大批判,例如“歌手王芳”说我是一名美籍华人,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喝中国的茶,只喝美国的可乐好了。其实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而且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自己就有喝茶的习惯,主要是喝乌龙茶,偶尔喝红茶和绿茶,都是中国的茶。普洱茶只是茶的一个品种,在十几年前被港台的茶骗子炒成越老越好的养生茶之前,喝普洱茶的人并不多,不能把它当成中国茶的代表,质疑普洱茶的工艺并不是在一概反对喝中国茶。至于可乐,我以前在其他场合反而建议大家尽量少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还有人说我打假都是有利益在里头的,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推销什么茶叶。这是把我当成崔永元了。我只是质疑了茶叶的一个品种的工艺,对其他茶叶品种都没有质疑,甚至说自己喝乌龙茶、红茶、绿茶,难道我是为了推销除了普洱茶之外的其他所有茶叶?我这利益也太大了吧?有些人大概也觉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益,所以要给我缩小一下利益范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的包副会长说我只放过福建的茶叶,其他地方的茶叶都攻击,意思是我攻击普洱茶的目的是要推销福建的茶叶。在包副会长发此高论之前,为了不让云南人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过不去,我还表扬了一下云南是有好茶叶的,滇红就很不错,我每次去云南都喝它。于是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攻击普洱茶的动机是给滇红代言。想必普洱茶协会不至于弱智到因此到当地政府那里去告滇红协会(有这协会吗?我是现在才知道还有个普洱茶协会)的状吧。还有人想到了我曾经推荐过“方氏家茶”,于是认定我的动机是为了推销自己家的茶。这是把方玄昌家当成我家了。他们不说,有几个人还记得我推荐过“方氏家茶”?还不如说是这些人在帮着推销。

  有人说我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打击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但查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普洱茶占的份额少得可怜,只占0.89%,应该主要是出口给海外华人喝的。我如果要打击中国茶叶,不是应该去打击份额大得多的红茶、绿茶、乌龙茶才符合逻辑吗?打击一个占的份额不到1%的不是徒劳吗?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没有喝过好的普洱茶,只喝过劣质发霉的普洱茶,才会说普洱茶的坏话。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喝过云南省政府招待贵宾的普洱茶,难道那也是劣质发霉的普洱茶?云南省政府会这么招待客人?

  还有的人代表茶农要来找我算账。云南省茶科所原所长张顺高说:“这样的言辞先不说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论对于云南的普洱茶产业所带来的影响事关重大,普洱茶产业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依靠,这关系着600万茶农的生计。这件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依法处理。”这意思是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对600万茶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就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吸烟致癌,是不是也会因为对烟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其实通过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获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农,如果因为我的言论造成损失,损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农。那些昂贵无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农刚种出来的,跟现在的茶农生计能扯上什么关系?

  有的专家还有点科研人员的样子,知道要用数据说话。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张芳赐教授说:“我们省内相关科研院所会通过更加完备的样本数据采集工作,证实方舟子在数据上的不真实性。”也就是说,先认定了我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然后再去采集数据来证明。张教授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知不知道这是科研的大忌?同样要去采集数据的还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他说:“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采集数据是做无用功。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称,早在2012年,该校的研究团队就通过模拟发酵实验表明,在普洱茶的发酵过程中,虽然初期黄曲霉能在茶样中生长繁殖,但在后期黄曲霉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发酵终止时,不产黄曲霉毒素。原来普洱茶的发酵过程这么神奇,这么善解人意,绝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难怪媒体反复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论。不过周教授的说法存在一个大坑:普洱茶是所谓后发酵茶,在储存过程中还在不断发酵,一直到喝它的时候发酵才终止。难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时候热水让普洱茶发酵终止?那样当然不会再产黄曲霉素了,但是此前已经有的黄曲霉素还是会被喝下去的。

  云无心则认为连实验都不用做,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的“概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黄曲霉素的生长条件是黄曲霉作用的基础物必须是含有蛋白类、糖、脂肪为主的物质,虽然普洱茶也有极少量的蛋白、淀粉和脂类物质,但含量实在太少。并且,在发酵过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怜的蛋白质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淀粉又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类物质在厌氧发酵中由于多酶体系的作用转化为醇类物质,成了芳香类物质的一种。由于缺少转化黄曲霉毒素的物质条件,因此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

  这段话几乎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发表的文章中。其实是两人都在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写文章。这暴露了云无心和歌手王芳一样对营养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极度无知。他说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淀粉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说明他不知道淀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云无心也许查完书后会说,这是笔误,想说的是淀粉被转化为单糖。但是单糖不是更容易被霉菌利用吗?就像氨基酸更容易被霉菌利用一样。认为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淀粉转化成单糖后就不能被霉菌利用,就不会有黄曲霉素,这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说,假如普洱茶像云无心说的,由于蛋白质、淀粉、脂类含量低就几乎不可能有黄曲霉素,但是他又承认在湿仓条件下普洱茶会有黄曲霉素,难道湿仓保存的时候还往普洱茶里添加蛋白质、淀粉、脂类了?

  既然普洱茶这么神奇,不可能产生黄曲霉素,那么怎么会有人检测出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的两篇国内期刊论文,我后来又查到了五篇国际和国内的期刊论文,现在先把这些检测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论文列在下面:

  论文1:广州某茶叶市场普洱茶中多种生物毒素污染现状调查,《癌变 畸变突变》 , 2011 , 23 (1) :68-7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湿仓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论文英文版发表在Journal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论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质形成及陈化中真菌毒素状况的研究,南昌大学食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3

  从南昌市场采集了60份湿仓普洱茶,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

  论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18:842–848, 2015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的论文,抽查了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样品,共30份样品,用酶联免疫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

  论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比花生中黄曲霉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释10倍后用单克隆抗体法查出4份含黄曲霉素。

  论文5: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普洱茶中黄曲霉毒素B_1污染调查,《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2014 (14) :2088-2089

  从广州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共检测普洱茶样品140份,检出阳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检出阳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检出阳性2份。

  论文6:发酵茶中多种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测定,《现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广东中山市市场普洱茶样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黄曲霉素B1。

  论文7:ELISA法测定发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国热带医学》,(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深圳市市售湿仓发酵茶(应该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黄曲霉素B1污染水平超出标准规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对这些检测出黄曲霉素的论文,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想出了种种辩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都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属于保存不当,才会产生黄曲霉素,如果是干仓存储的普洱茶,就不会。这些论文中,的确有三篇(1,2,7)写明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其他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储条件,怎么能都视为湿仓呢?里面有的明显抽查的是干仓,例如论文3抽查的是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普洱茶,难道云南茶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保存普洱茶?所谓“湿仓”是人为做旧,加速普洱茶的陈化,也就是说“干仓”普洱茶时间放久了结果也一样,而普洱茶偏偏讲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动物毒理实验,往往是大剂量的,你不能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一下子摄入那么大剂量的毒素就认为毒理实验不能说明问题。

  在食品发酵过程中,既不严格控制发酵条件,也不接种有益菌群让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发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严格控制发酵条件生产出来的发酵食品,长期保存后同样会污染有害真菌。茶叶是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号称越老越优质,理论上应该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仅是普洱茶,任何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找到一个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长的发酵条件制定出普洱茶储存标准,在茶厂里可以做到,出厂后怎么做到?普洱茶等后发酵茶和其他茶类不同,不烘培干燥、不密封低温保存、没有保质期,出厂后放在商店卖、卖出后放在消费者家里保存,都还在继续发酵,这些储存环境千变万化,怎么可能做到“标准化”保证不会污染有害真菌?顺便说一下,红茶被称为“发酵茶”,这是不准确的通俗说法,和普洱茶不同,红茶的生产过程是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而是由茶叶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进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发酵茶。如果红茶在生产、保存时意外发酵了,那就是变质了,在这样的红茶中也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例如2017年抽查过闽北产的红茶,大约7%含有黄曲霉素。变质发酵的红茶或其他茶叶能污染黄曲霉素,普洱茶实质都是变质茶,怎么反而冰清玉洁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说这些论文能查出黄曲霉素,是因为研究人员故意找污染了黄曲霉素的普洱茶来研究检测黄曲霉素的方法,她大概以为黄曲霉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不然怎么故意去找呢?还有人举出有的论文没能从普洱茶查出黄曲霉素,来证明普洱茶都不会产生黄曲霉素。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黄曲霉素,而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黄曲霉素在内的各种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没能发现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并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检测到黄曲霉素的众多研究。普洱茶的储存环境变化很大,有的适宜黄曲霉生长,有的适宜别的霉菌生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黄曲霉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较出名、比较引起关注的一种,但是真菌毒素还有很多种。那些没查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别的真菌毒素。例如,陈君石说国外检测过普洱茶,没检测出黄曲霉素,举了一篇澳大利亚的论文。我查了一下,原来是陈君石没看清楚,那是奥地利,不是澳大利亚(Identification and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们抽查的是奥地利市场上的普洱茶。中国出口茶叶都是要检测黄曲霉素的,超标了就不让出口,所以国外研究人员抽查普洱茶没有查出黄曲霉素是不奇怪的,中国已经给他们把过关了。但是奥地利的这次抽查虽然没有发现黄曲霉素,却发现了另一种致癌物赭曲霉素,含量高得吓人,是咖啡检测标准限值的20倍(因为茶叶检测标准不查赭曲霉素,所以用咖啡检测标准做比较)。这就说明了普洱茶的生产、储存环境很容易受各种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没有黄曲霉,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霉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谢物分析方法测过,普洱茶里的真菌至少有390种,细菌至少620种,怎能保证这些微生物都是无害的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检测方法做文章,声称茶叶(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在茶叶中检出黄曲霉素,别人能查出来是因为使用了酶联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来不含有黄曲霉素的样品判断为含有黄曲霉素,导致假阳性。陈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着这么说,看来也都是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统一口径。但是上述论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联免疫检测法,而且用别的检测法做了验证,其他的论文主要是用精确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的(简称HPLC)。在我指出这一点后,云南农业大学赶快开了一个报告会宣布他们最新的发现,声称HPLC检测法也和酶联免疫吸附法一样骗人:

  “现已证实,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严重干扰检测结果,酶联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检测茶叶(包括普洱茶)黄曲霉素误检出率100%。国际期刊和国内期刊论文以及近期媒体报道的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这两种方法。最准确的液质串联法检测普洱茶黄曲霉毒素结果都是未检出。”

  他们推荐的“液质串联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他们说用这种方法都检测不出普洱茶有黄曲霉素,举的例子是奥地利、西班牙的检测结果。我没有查到西班牙的检测结果发表过论文,奥地利的检测结果上面提到了,的确是没有检测到黄曲霉素,但是论文里写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陈君石看错了国家名称,还可以说是没看清,而云南农大的人则是干脆连论文都不看,就在那里想入非非了。他们说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会被HPLC法当成黄曲霉素,奥地利的研究人员用HPLC法却没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难道他们检测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叶?徐昆龙实验室用HPLC法检测,也有7份普洱茶样品没有查出黄曲霉素,难道检测的也是假茶叶?

  云南农大的人说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HPLC这两种方法,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都检测不出来,这也是不查论文就在那里乱说。上述论文4先用HPLC检测出5份普洱茶样品全都含黄曲霉素,之后将样品稀释10倍,用高度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方法检测,有4份检测出黄曲霉素,1份因为本来浓度就低、稀释后低于检测下限值。可见HPLC是相当精确的。论文7虽然研究的是酶联免疫吸附法,但是对检测结果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做了验证,结果吻合。论文6则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论文标题就写着的。可见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也是能检测出黄曲霉素的。

  在这次报告会上,云南农大校长盛军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改良过的酶联免疫吸附法,要用它来检测1万份普洱茶样品。这种酶联免疫吸附法经过了怎么样的改良,别人为什么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还精确,语焉不详。检测结果既可能有假阳性(没有显示有),也可能有假阴性(有显示没有)。假阴性比假阳性可怕,因为假阳性可以用别的方法验证来排除,而假阴性他们就会当真,不会费心再用别的方法验证。也许云南农大所谓改良酶联免疫吸附法的“优点”就是假阴性?

  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没法否认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了,就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吃了没事。云无心继续高喊着他发明的“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的伪科学口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当于从粮食中摄入的总量的1%。“如果你担心喝普洱茶会致癌,那么吃饭导致的致癌风险比它要高100倍!”洪广玉也说,大米、玉米等粮食每天摄入的量大,它们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风险;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说明茶叶中的真菌毒素不是问题。

  云无心的“往高了算”其实是往低了算,检测出的黄曲霉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这且不说。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黄曲霉素在发霉的粮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对较低,就认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担心里面的黄曲霉素。粮食中的黄曲霉素我们当然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吃发霉的粮食。市场上的粮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黄曲霉素,在一定限值内我们也只好接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因此不吃饭。但是我们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并不是必需品,喜欢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风险较低的茶叶品种。云无心、洪广玉将非必需的普洱茶与必需的粮食做对比,认为我们既然不能不吃饭,就没有必要担心普洱茶,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粮食的生产过程不需要发酵,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反而要尽量防止发酵,而且有国家标准和检测部门防止黄曲霉素超标的粮食上市。而普洱茶是发酵食品,不仅不防止发酵还要创造发酵条件,这个过程就容易污染黄曲霉素,而目前并没有国家标准来规范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监管部门也不监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防止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摄入黄曲霉素的风险要比吃粮食的风险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并不能说明是因为茶叶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虑摄入风险。国家标准中对调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难道调味品的摄入量比茶叶还大?云无心、洪广玉也拿调味品中黄曲霉素摄入量算一算,肯定远远低于从粮食中摄入的黄曲霉素总量的1%,是不是也要认为从调味品中吃点黄曲霉素没事,要求取消调味品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不检测茶叶中的黄曲霉素,恐怕是因为行业利益,否则很多普洱茶都经不起查验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国出口茶叶是要求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内自己喝的就没要求了,反正中国人命在这些院士、专家眼里不如外国人值钱,对吧?

  陈君石说国内权威机构的专家算过了,即使天天喝被黄曲霉素污染的茶,全国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说,这个只是一个理论数字,消费者即使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陈院士拿致癌风险评估来保证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这也是笑话。且不说致癌风险评估非常粗糙、各家数据不一,他的算法就大有问题。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黄曲霉素含量8.52微克/千克来算的,说这是最高含量。其实普洱茶测出的黄曲霉素有比这高得多的,我上面举的论文4测出的黄曲霉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数岂不是要变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除了污染黄曲霉素,还会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这个风险陈院士怎么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较少,怎么就可以认为不引起肝癌?就认为吃了没事?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黄曲霉素的两份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黄曲霉素作为能导致肝癌的致癌物,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摄入,检测标准中规定的限值是为了方便管理设定的,不能把它当成安全剂量。致癌物没有安全值,是个常识。请这些院士、专家回炉去学学教科书。例如李云主编《食品安全与毒理学基础》第236页:“WHO等权威机构规定,对于经流行病学确认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许量标准时不必考虑最大无作用剂量,而是容许量越小越安全,最好为零含量。”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院士、教授、专家、记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黄曲霉素少,吃了没事”的怪事。

  陈君石说:“不能因为普洱茶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就说‘普洱茶不能喝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难道熏肉、烤鸭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吗?如果只要有一点风险就取消一类食品,那么最后我们就没有食品可以吃了。”我从来就没说过某类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点都不能碰,只不过需要了解其风险,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出权衡。”何况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别的好处,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红肉富含某些营养素。对那些对健康没有好处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尽量少碰。普洱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即使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的话,其他茶叶品种完全可以取代它。当然,普洱茶不会因为被发现含有致癌物就没人喝了。吸烟能致癌是众所周知的,也没见中国香烟市场萎缩。但是管理部门应该规范市场、做好监管。普洱茶出厂前应该检测黄曲霉素、伏马毒素、赭曲霉素等已知致癌物,应该密封包装、应有保质期。至于消费者买了普洱茶后愿意过期保存、饮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别人管不着。

  陈君石、洪广玉一面为奸商站台,说吃点致癌物不会让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为消费者着想状,说要加强监管防止变质的普洱茶进入食品领域。但是普洱茶并没有保质期,连明显发霉长毛的普洱茶他们也引用云南农大的研究说检测不出黄曲霉素,坚决反对在茶叶中监测黄曲霉素,那么请问怎么知道普洱茶是不是变质?怎么监管?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装和预包装食品都必须标明保质期,只有五种食品被国家标准豁免可以不标保质期: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这是因为微生物在这类食品中无法繁殖,就不太可能变质。普洱茶既不属于这类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单中,不标保质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院士是在为一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站台。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业利益,对它的质疑遭到反弹,甚至遭到封杀,都是意料中的。更会有“专家”、“检测机构”、“专业网站”或者被收买,或者是自愿,为普洱茶茶商站台、洗白。这场争论让人们更看清了那些所谓“科研人员”、“检测机构”、“科普专家”、“科普网站”是怎么无视公众健康,为了商家利益误导公众的。这样的“科研”、“科普”、“辟谣”是要害死人的。


  2017.9.24.


(XYS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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